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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迷途: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世界排名越来越低(2)

2021年05月14日 15:45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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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

  “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曾向陈戌源抛出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中性化改革,张路曾与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日本J联赛创始人——日本国家队原主教练川渊三郎有过长时间探讨。日本曾经所有足球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化,球员都是企业的员工。川渊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影响太大,俱乐部成了企业私产,对发展不利。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张路认为,在国内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应该斟酌。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和俱乐部的磨合难度。

  谈到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的退出,陈戌源称,他和苏宁的老板曾多次沟通。“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此言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业内争论。

  马德兴称,足球的投资人,不管是来自国企还是私企,都要体现出公益性。今年多支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性化改革导致。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多次颁布过方案,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这次强制后,很多人又抱怨来得太快,没时间准备,这其实是在找借口。”

  关于足球的公益属性,张路认为,职业足球是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投资人投资足球应该具有一定公益性,但也有商业性考虑,能够提高企业知名度,对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强调公益性同时,也应该对投资人有相应的保障政策。“2010年,我在中超委员会任职时就提出过,是否在税收等方面对投资人的企业有一定优惠等,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建议没有实现。”

  “在中国足球文化还不成熟,对公益性的认知不足等背景下,不能苛求投资人去谈情怀、讲公益,而把他们的企业搞得破产。”《足球之夜》杂志记者李巴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很多人对足球公益性的认识不足,认为公益性就意味着不赚钱。其实,像福彩、体彩等都有一定公益性,但都能赚钱。“关键是投资足球怎样既体现公益性,又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让投资人获得一定回报,这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很长时间以来,在三级联赛中,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李巴乔称,如果投资人不玩了又没人接盘,俱乐部就面临破产。在国外,很多俱乐部老板都将足球上升到信仰程度,而中国足球目前远没有到这一步。在南美和欧洲的五大联赛中,像博卡青年队、拜仁、利物浦等都早已是百年俱乐部,都先后经历了社区足球、社群足球,然后才到有企业投资的职业联赛阶段。但中国足球职业化不足30年,很多球队一开始就是企业足球,这也让球队缺少文化底蕴。

  2021赛季,限薪、中性化等政策“强制性落地”后,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稳定,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是大势所趋。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目前,多家俱乐部已引入多方力量,共同投入运营球队。1月12日,中国足协官方公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信息。转让后,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分别占俱乐部股权的比例为40%、30.69%、29.31%。

  3月8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甲昆山FC俱乐部股权转让变更信息:昆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原股东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俱乐部100%股份,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后,股权比例变更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5.66%股份,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6.21%股份,昆山常奥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占俱乐部28.13%股份。常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说,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参与到俱乐部投资运营管理中,联赛和球队都会因此增加收益,从而更加稳定。此外,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纷纷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2018年12月,在中国足协组织召开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东京FC俱乐部计划部部长小林伸树,介绍过这家日本俱乐部当时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俱乐部股东竟达到372家;每年净收入约为3亿元人民币,无负债;球员支出严格控制在总支出的30%以内。

  股权多元化改革在一些俱乐部的顺利落地,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2020年12月9日,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从中乙冲甲成功。但投资人经营不善,欠薪严重,最终俱乐部与四川华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华昆托管这支球队后,将球队教练、球员等原班人马“大清洗”,并组建了新的教练和球员班子,此后这支“新淄博蹴鞠队”,在成都谢菲联基地开启了集训。他希望,四川华昆对这支球队一年的托管期结束后,球队还能回到淄博。俱乐部能通过吸引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让球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但侯志强认为,在股权结构改革方面,也得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中国足球投资人更像是赞助商,他们不想投资时就会随时撤走。他认为,地方政府或国企应该投入其中,从而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包括山东泰山、河南龙门、沧州雄狮等,都有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股权多元化,既要将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又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以后,球队将不再成为某家企业的“广告牌”,要想更进一步,实现良性运营,要将目光投向市场,更加关注球迷的感受。

  马德兴认为,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得注重资本的有序化。不管有多少家企业进来,整体成本还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再和以前一样无节制地烧钱。“不能是,改革前一个投资人烧钱,改革后变成了多个投资人在烧钱。”

  “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少。近日,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崔康熙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称,中国足球发展上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青训问题。“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足球人口,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工作中来。”

  在2015年足改方案中,就提到要将中国足球人口大幅度增加,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2020年9月11日,由教育部、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实施,其中提出工作目标,到2022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

  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称,德国青少年踢足球注册人数为208万、法国为103万、英国为82万。日本高中联赛的参赛球员就有10万人,整个日本大约有100万孩子在踢球。韩国、泰国等也有几十万人踢球。而从1990年到2014年,中国孩子每年大约只有一万人在踢球,这几年可能连一万人都没有。

  成都是国家第一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足球人才的培训在国内名列前茅。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每年参加市一级比赛的球队,小学生球队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支;初中时就只有20多支,高中时就只有十几支。“在小学五年级以后,因为学业压力增大,踢球的孩子人数断崖式下降。”

  近年来,有不少声音认为,为提高足球校园普及率,要将足球纳入中考、高考科目。2015年,兰州市就将足球运球纳入中考体育测试的必考项目。张路认为,将足球纳入必考项目并不合理,而且对等其他项目不公平。有人练习足球就是为了高考,说到底也是一种功利足球。他表示,现在很多人给孩子灌输的思想是,踢球目的就是要拿奖杯、当球星、进国家队等。“在这种功利足球思路下,中国足球不可能成功。”

  “体教融合”模式被认为是既能增加校园足球人数,又能选拔足球好苗子的方式,但现在这一模式还远未形成体系。曾任山东鲁能俱乐部助理教练的侯志强,有丰富的青训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有孩子,但缺教练,俱乐部有教练,但是缺孩子。在大多数城市,俱乐部足球和校园足球是不互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面临继续学习参加高考,还是去俱乐部发展成为职业球员的选择。家长只有铁了心让孩子参加职业足球,才会把孩子送到俱乐部。但因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很少有家长愿意拿孩子的前途下赌注。

  而在日韩等国家,这两套体系是打通的,梯队比赛和高中足球联赛可以交叉参赛,所以能涌现出一些好苗子,比如韩国球星朴智星就从高中联赛中脱颖而出。但也有观点认为,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不应该打通。张路称,现在很多人把青训跟校园足球的概念混淆了。在小学阶段,校园足球是搞普及的,目的是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而俱乐部是搞提高的,应该在校外进行,二者应该有明确划分。“各个足球发达国家的小学阶段都没有校队,也没有以学校为单位的比赛,青训都在校外进行,只有我们在小学就组建校队,搞以校为单位的比赛,结果孩子球没踢好,还影响了学习。”

  “体教融合”的足球模式在国内也有成功案例。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介绍,从2005年以来,成都从棠湖外国语学校开始探索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从小学时就注重校园足球的好苗子。初中时,棠湖外国语学校组建“足球班”,成都足协聘请专业足球教练进校,教练吃住训也都在校园,每天进行一堂足球课,课时90分钟,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文化课学习,他们学足球、吃饭、比赛等费用也都由成都足协负担。一些能踢出来的学生可以向职业俱乐部发展,否则可以正常参加高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刚感慨,成都足球这年来的成绩,得益于耐下心来去功利化,从娃娃开始抓足球,“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功利性太强,严重耽搁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他坦言,有些投资人投资足球是为了拿政策,行政领导则为了政绩要求其任期内拿成绩,甚至一些学校领导也注重学生的足球成绩,“足球沦为完全社会化的活动,偏离了足球的本质”。

  近年来,多地都称抓青训,但实际上因青训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真正抓青训的俱乐部屈指可数。刘刚称,即便从八九岁时培养,可能10年后才能踢职业球赛。成都足协每年在青训上的开支大约有1500万元,是足协开支最大的一笔。“10年前我们做的事情,现在逐渐看到成效了。”

  马德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很多足球改革的措施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如果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足球体系,没有现成的模式或路径,出问题也难免。应该耐心地把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涉及的问题,系统梳理一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足球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试错,不怕出问题,就怕不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吴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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